上大学还值得吗？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讨的难题。

保罗·塔夫在《不平等的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们对‘上大学值得吗？’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更微妙的答案是：看情况。要看你是谁，你去哪里上的大学，你学了什么，你在那里表现如何，以及你一路上积累了多少债务。如果你没有拿到学位，那么上大学很可能就不值得了。大学辍学者平均年收入仅比高中毕业后从未上过大学的成年人多3000美元左右，而这一微薄的工资优势通常会被辍学者更沉重的学生债务所抵消。如果你成功毕业了，你所在大学的门槛会影响你学位的价值，你选择的专业也有影响。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太可能进入对毕业生挣钱能力产生最大程度积极影响的名牌高校，这一群体从学位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比高收入家庭的大学毕业生要少。根据经济学家蒂莫西·巴蒂克和布拉德·赫什本的研究，如果你成长于一个低收入家庭，你的学位将使你的终身收入平均提高33.5万美元。但如果你在一个高收入家庭长大，这一数字则是90.1万美元。”

保罗·塔夫是加拿大裔美国作家、记者、电台节目主持人，长期关注教育、社会公平等主题。在《不平等的大学》中，他试图解答“大学是否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改变命运机会”这个问题。从常春藤盟校的教室到社区大学的焊接车间，从私立小学到公立高中，从学生家的厨房到大学招生办，他几乎走遍了美国，带领人们进入复杂而微妙的高等教育世界：焦头烂额的学生和家长，炙手可热的辅导机构，试图用技术抹平贫富差距的在线教育平台，在指标压力和良心间挣扎的招生人员，游走在文化、政治、经济交叉领域的官僚，不放弃差生和寒门子弟的学者与教育工作者……

书中提到，大学不再只是向上攀登的阶梯，它还变成了抵御向下滑落的护盾。美国好像正在分裂为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而大学文凭就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在美国诞生：阶层流动与创业精神不再紧密联系，与教育程度的联系却日益密切……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可能性，几乎是有大学学位的人的4倍。仅有高中学历的美国人的失业率是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2倍。这种差异不止体现在经济上：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寿命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长13年。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较低，即使结婚了，离婚或分居的可能性也是有大学学历的女性的2倍以上。有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国家好似正在分裂成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大学文凭则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终生收入高于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但这更多是因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收入整体在大幅下降。

正因为学士学位沦为防止向下流动的保险，所以“追求学士学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向往，反而更多地让人感到焦虑。这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做出有关大学的决定时，住往不是出于希望，而是因为恐惧。”毕竟，“阶层流动总是令人不安。任何经历过的人无法幸免于它的冲击力。”

保罗·塔夫在最初计划写作《不平等的大学》时，一度遵循世俗理念。他听说了一系列新颖的干预措施：通过稍稍改变行为，来改善贫困青少年的命运，鼓励他们申请更有声望的大学，奋发备考SAT，在学业遇到难题时抵制住半途而废的诱惑等。“这一切干预都有同一个前提：信息不充分的学生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影响了自己上个好大学。沿着这样的思路，高等教育体系其实热烈欢迎这些学生，愿意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但学生们没有抓住迎面而来的机会。”

但保罗·塔夫花了数年时间调查后，反而领悟到了这个理念的缺陷。他终于意识到，美国低收入人群申请大学、完成大学学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心理或文化上的，而是经济上和结构上的。高成就、低收入的学生没有选择进入精英大学，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没有申请，而是这些大学不愿录取。他们选择声望不高的院校，并非因为这些院校平易近人，而是因为学费便宜。他们还没拿到学位就辍学，并非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经济支持。

书中总结道：“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本质上存在一个悖论。从个体层面看，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大多富有同情心、思想开明、见解深刻。但是这些个体共同创造出了一台强大的不平等机器，一个始终不愿改变，只知不断复制社会优势的系统。”也就是说，没有普遍性故意作恶，各环节都在努力做到自己以为的“更好”，最后的结果却是大学沦为一台制造不平等的机器。

美国的高等教育并非一贯如此。依托州政府资助，美国拥有强大的优质公立院校体系，这些院校要么免费，要么收取不高的学费。二战后，各州迅速扩张了公立大学系统。1961年至1980年间，数百万大学新生进入公立院校，其中大多来自中产阶层和工薪家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大学意味着通往繁荣的大门。

但在70年代后期，在加州第13号提案税收抗议运动后，各州开始减少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削减力度大，持续时间长。1980年至2015年间，与个人收入相比，美国各州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几乎减半。公立院校也相应大幅提高学费，学生及其家庭为支付学费，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学术预算和学生服务被削减，在不少公立院校，尤其是那些录取门槛较低的院校，毕业率有所下降。如今的学生缴纳的学费更多，得到的东西却更少。

保罗·塔夫还重点提到了疫情的影响。2020年，在校园被迫关闭的那段时间里，“富家学生安然退回宽敞的个人卧室，享受高速网络；资源匮乏的学生要么挤在拥挤不堪的家庭公寓，要么待在汉堡王的停车场蹭免费无线网。并坐在教室里时，富家子弟和寒门子弟也许感受不到阶层差异。一旦同时出现在Zoom视频会议中，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就都被展示在身后，所有人都能看见。”

更大影响在于公共资金的支持被进一步削减，这一点可以参考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写道：“2008年大衰退过后，各州将公立院校对每名学生的资助平均削减了24%；12年后的2020年，全美50个州中有41个州仍未完全恢复到12年前的资金水平。”

公立教育拨款缩减，大学就会被迫“公司化”，并争抢那些能支付全额学费的富裕生源，与此同时的就是弱势群体被迅速边缘化，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正如书中所言，“在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标志，一种用来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符号。这意味着，关于高等教育的辩论曾围绕着市场力量、技能发展等词语，现在则绕不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激烈言辞。”

一个社会要想健康，流动性极为重要。社会流动的最基本定义是“从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当一个社会中的人能够追求超越出身、向上流动，那么这个社会便是高效而又生机勃勃的。”

但保罗·塔夫研究后发现，与其他时代和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美国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期早期的经历，而这段时间相对短暂。“20世纪下半叶，随着拓荒经济中的动物精神逐渐淡化，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特点开始转变。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数百万退伍军人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了大学。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在美国诞生：阶层流动与创业精神不再紧密联系，与教育程度的联系却日益密切。在二战前的美国，一个人要想超越自己的出身，可能需要勇气和努力，但在二战后的美国，通常需要的是大学学位。”

这种改变使得大学不再平等，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拥有更多选择空间，并不一定需要高等教育渠道，但恰恰是这个群体通过努力大面积占据高等教育机会。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有着择优录取的公平一面，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则未必。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一旦大学教育被重新定义为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时，分配不均的事实也就容易理解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别墅或跑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大学教育。”